《勇敢的翅膀》：人物成长与家国情怀同频共振******
作者：张德祥（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）
在湖南卫视播出的现实军旅剧《勇敢的翅膀》，给荧屏带来一种特殊的青春气息。作为国内首部以空军轰炸航空兵战斗生活为题材、以K型机改装为背景的长篇电视剧，该剧表现军人的故事，军人的风采，令人眼前一亮，视野大开。
在题材上将“军旅”与“成长”融合，是《勇敢的翅膀》的一大特色。作为轰炸机飞行员，肩负特殊使命。特殊使命需要特殊人才。特殊人才是怎样锻造出来的？该剧讲述新一代飞行员的成长过程。主人公秦朗个性强，不盲目随大溜，凡事要经过认真思考。这种性格在纪律严明的军队中显得有些不合群。由一开始被淘汰到成为优秀的轰炸机飞行员，他的成长经过了一系列磨炼。比如，秦朗为找专家违规开车，路上救人，却被误认为是撞人者。这是对他的一种“信任”考验，也是促使部队领导进一步认识他的过程。还有飞行中突发“特情”，他的女朋友谈小雅的“间谍”嫌疑等，在一次次考验中，他奠定了信任与忠诚的基石，练就了不为困难和挫折压倒的坚定意志，最终使坚强个性与纪律性达成一致，使坚定意志与忠诚信任达成一致，把个人才情融入军队的现代化建设之中。谈小雅的成长过程也是如此。她经历了诸多挫折，但初心不改，发挥技术特长，为提高轰炸机的电子对抗能力尽职尽责。可见，新一代青年人在部队的锻炼成长，不仅有先进的科技知识武装，更有思想品质和军人素质的锤炼，从而折射出我军新时代现代化建设的风貌。
围绕男女主人公的成长过程，与主人公搭配工作的角色也是饶有趣味。作为机长，也是秦朗上级，丰雷作风正派、纪律严明，与秦朗多次发生冲突，甚至严厉训责。但严师出高徒，二人由开始的情绪对立，到真正相互了解彼此，终于找到了问题症结。丰雷为了解决秦朗“特情”处理上的问题，从心理入手，对症施策。而与丰雷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电子对抗旅刘队长，作为谈小雅的上级，刘队长深谙部队规则，事事请示，时时请示，看起来遵守规则，实则是不担责任。谈小雅帮助功勋团侦查干扰电台，刘队长认为这不是我们的本职工作，也不符合工作程序。但当谈小雅的工作得到功勋团的肯定，收到感谢函，刘队长又因感谢函上没有自己的名字而恼羞成怒。这个形象很有典型价值和镜鉴意义，他最大的错误就是在其位而不担其责，没有创造性开展工作。同样都穿着军装，怎样才是优秀的军人，看的是格局、品质、境界。要飞翔，就必须有勇敢的翅膀。此外，剧中出场的其他人物如陈团长、叶教导员、杨政委、吴汉等，也都有血有肉，真实生动，体现了我军的军人风采和军民鱼水情。
“真实”也是观众网友评价《勇敢的翅膀》时的高频词，创作团队深入一线部队实地采访，从轰炸机航空兵的生活中汲取鲜活素材，创作过程历经6年。剧中不乏精彩作战演习场面，如低空飞行钻山谷、突破雷达监视实施临空轰炸、空中停车重大险情等。观众身临其境地跟随剧情走进军营，了解轰炸机航空兵这一群体的工作，直观感受改革强军取得的成就。可以说，《勇敢的翅膀》推动了军旅题材范畴细分深化，实现了创作边界的多向度探索。
军旅剧，带有军人的阳刚之气，能振奋士气民心，是民族精神的一种具象体现和审美升华。贯彻新时代党的强军思想，讲好新时代军旅故事，展现中国军人的风采，是文艺创作的题中应有之义。从这个角度看，电视剧《勇敢的翅膀》向当下观众传递敢为梦想拼搏担当、敢为使命奉献牺牲的军旅精神和中国军人积极进取、牺牲奉献的精神风貌，展现出军旅题材电视剧的强劲生命力，为今后军旅题材电视剧的创作提供了有益的思考。
《光明日报》（ 2023年01月11日 15版）
钱钟书杨绛印象记******
邓国治
说真的，那天跟着朋友去南沙沟，我的目的很明确，就是想采访一下钱钟书、杨绛夫妇。没想到，才得进门，钱老便先申明：“你们作为朋友来访，我这里当然欢迎；若是为的新闻采访，那么，恕不接待。”
我只好换掉了身份，从记者变成读者。其实，首先还是读者，正是读了二老的著作，才产生了想采访的愿望。
正好杨绛也在家。读过她的《干校六记》，脑子里先有了一个爽朗、幽默的印象，待得见面，却是位恬静、温柔的女学者。几十年风尘仆仆，她依然还是当年东吴大学文学院女生那种南国闺秀形象。钱老把我们介绍给老伴，随即笑说：“一听说记者，我先是吓一跳。后见他们来意甚善，这才没有用‘太极拳’的方式……”“太极拳”者，是指拳中的“推”式——拒而不纳也。
钱老说：“我不愿意宣传。我今年70多岁了，我只想抓紧时间，多做一点事。宣传，只能给我帮倒忙。《围城》出版后，报纸上一登，就平添了那么多来访的、来信的，向我要书……”
《围城》从1947年上海初版后，接着两年又印了两版，此后暌违30载，直到1980年才出了新的一版，印数13万册，几乎未出月就销光；新二版已于不久前印出。除了国内出版的，和香港有它的“盗印”本外，译成外文的，便有英、俄、日、德等国文字。《围城》影响可谓大矣。
杨绛抗战时期写过剧本，建国以后翻译过多种文字的外国文学名著，著名的《唐•吉诃德》、《吉尔•布拉斯》等都是她翻译的。近年来，开始转向写小说、散文，她诙谐地说：“这两年，眼睛花了，懒得看小字、查字典，所以就自己写点即兴文字——我这也是个偷懒的办法吧，实际上是不务正业！”——她在外国文学研究所工作。
这一“不务正业”，使我们看到了杨绛的许多新作。《干校六记》由三联书店出版了，人民文学出版社还将出版《杨绛小说散文选》。她的文字，情真意真，读来十分亲切；而那幽默诙谐的风格，又让人想到她所有翻译过的塞万提斯、勒萨日等人的文章。尽管钱老在他为《干校六记》所作的小引里说到“《浮生六记》——一部我很不喜欢的书。”《干校六记》还是让人想到了《浮生六记》，也想到了《项脊轩志》、《泷冈阡表》一类古代散文中的名篇。尽管时代不同，内容各别，但一个“真”字却是共同的，也是最能揪动人心的。看似身边琐事，细小，甚至是絮絮道来，但由于这一“真”字，就使你不但不觉琐细无聊，反而像置身其中，与主人翁共同欢乐，共同叹息，共同着急。我喜欢杨绛的文章，我想，最最主要的便在这个“真”字上。
“文如其人”，钱老夫妇待人接物，也同他们的文字一样——如果能够这么类比的话。虽是初次见面，但不大功夫，二老就同我们谈得很坦率，很真诚。听说我喜欢书画，还一次次地从书柜里取出外国朋友赠送的外文版中国画册，不厌其烦地一页页翻给我看，讲给我听。杨绛已逾古稀，比我年长整整一倍，而她对我们说话，就像同朋友一样，真切而随便，使你立刻摆脱了拘束。钱老也如是，说起近年来杂务缠身，以至有些读者来信顾不得细细作答时，他回身从书桌上翻出一封来信，指点着给我们看：“这是一个20年前就来过信的读者。喏，你们看，他这里还责备我，为什么20年前你的回信那样热情洋溢，现在却做不到了。他说这很让他失望……”
其实，这是错怪了钱老。人的精力、时间毕竟有限，且不说经过这20年下来钱老的身体不用秘书、助手，而近年来会议、头衔的有增无减，又要占去他大量有用的时间。钱老给我们看了一大堆各色各样的请柬，什么“吴敬梓研究会”、“水浒研究会”，还有许多的会议通知……他说：“现在我什么‘会’也不想参加，我只是想尽量多做一点工作，写一点东西。国外有好几处邀我去的，我也不想去，都婉谢了……”面对这几年来盛行的出洋“考察”风，和争头衔、排名次等等一系列的讲究，我感到，面前的这位老人是如此可敬！
而钱老治学广博与严谨，也的确令人肃然起敬！他是1937年英国牛津大学的副博士，精通多门外语——他只是自谦地说：“那时要考学位，除主攻一门外文外，还必须兼通两门外语。”意思这不过是环境使然罢了。而其实，精通外语到能写作的程度，这可不是一般的功夫就可达到的。尤为难得的是，他同时还精熟中国文学，包括深奥到诘屈聱牙的一些古代文史哲著作。中华书局出版的四部头的《管锥编》，就是他对《周易正义》、《毛诗正义》、《史记会注考证》、《老子王弼注》、《列子张湛注》等十多部历代有关著作与西洋文学哲学著作进行比较后的一些札记，里面有不少新的见解和有趣的比较。这里，十余部中国古代史专著与英、德、法、意、拉丁文5种外语的引文，不论是纵是横，都可以当得上洋洋大观的了。
而钱钟书先生，除了融汇古今，博通中外，他还写得一手好书法，有深厚的艺术修养。杨绛，则与其说是贤内助，不如说首先是同志，是志同道合的伴侣。
因为是“印象”，因为钱、杨二老的反对采访而使我在交谈中没有作一言半语的记载，所以，我只是想到哪里，写到哪里，也不一定说清了些什么，有些事实也未经核实。而且，最根本的还在于未曾征得二老的同意。但，心里有些印象，不写总觉得不舒坦——这也是文人的一种劣根性吧。姑存于此，且待骂声。
(1982年7月)
